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全球能源转型中发展最快的能源种类。在过去5年间，可再生能源占新增电力的一半以上，2016年，可再生能源提供了全球26.5%的发电量，其中约10%来自非水可再生能源。同样快速推进的，是可再生能源的政策体系，2004~2017年间，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和采取相关政策的国家数量，已经从48个增长到近150个。

可再生能源政策主要包括发电、交通、供热和制冷三大领域。截至2017年底，已经有128个国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电方面的相关监管激励或强制性政策；制定交通运输、供热与制冷等行业相关政策的国家数量少于电力，分别为70个和24个，此外还有29个国家制定了其它类型的针对供热与制冷行业的政策。

电力竞价渐成主流

电力领域的相关政策主要包括上网电价/补贴、招标电价、净电量制、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等。

从整个可再生能源领域看，制定中长期目标，仍然是最主要的政策工具，而这些目标，大部分是针对电力行业提出的。到2017年年底，有超过150个国家提出了针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发展目标，其中有85个国家或地区提出，未来可再生能源电力占全部电力的比重将超过50%。

在所有的政策类型之中，采用固定电价(或上网电价补贴)与拍卖机制的国家数量最多。在拍卖机制下，全球光伏与风电的价格不断下降。此外，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也均实行了拍卖机制，例如阿根廷和秘鲁的生物质能发电，迪拜的光热发电等。

税收优惠、退税、绩效激励、优惠贷款和担保等金融和财政激励政策也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采用。这些政策促进可再生能源投资，或鼓励用户自愿购买可再生能源电力等。

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成熟，政策制定者正面临着新的挑战，除规避新兴市场中技术和金融方面的风险外，还需在可再生能源发生高比例渗透下，建立更灵活可靠的能源系统，以保证其稳定运行。

交通：政策潜力较大

交通是全球第二大能源终端消费领域，约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的29%。然而，交通领域对化石燃料依赖度较高，到2017年年底，仍有约96%的交通用能来自化石燃料，可再生能源占比仅为3%，非可再生能源电力仅为1%。

交通领域是能源领域去碳化的重要环节，主要体现在生物燃料使用，发展可再生能源电力运输的政策，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

全球范围内针对交通领域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政策主要包括：提供更多的研发和示范项目资金，替代燃料或燃料补给基础设施的示范，制定车辆排放标准，制定低碳燃料标准，强制规定燃料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实施零碳交通强制措施，根据全生命周期的温室气体排放来征收燃料税，公共采购使用可再生能源燃料的交通方式等。

供热与制冷：更需因地制宜

供热和制冷对能源的消耗，占据了全部终端能源消费的将近一半，但相比电力和交通领域，可再生能源供热与制冷面临更多障碍。例如，比化石燃料更为昂贵；涉及的部门复杂而分散，实施难度较大；建筑及工业供暖设备的更新周期缓慢，且对热能的需求因气候、建筑材料的热效率、占地面积等因素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并且呈现出了较大的地区差异性。

在北欧等区域供热网广泛存在、且供热需求较高的国家，可再生能源主要应用于区域集中供热领域；而在英国、美国、荷兰等国家，可再生能源应用的主要竞争者来自于天然气领域。

巴西、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供热的需要，同时对制冷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而在孟加拉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部分区域，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前景将主要集中在清洁烹饪领域。

目前，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采用的可再生能源供热与制冷方面的政策包括：制定发展目标，津贴、税收抵免、补贴等金融激励，针对建筑物制定能效标准，以及基于实际供热量的经济激励。

可再生能源政策的未来

全球范围内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已经在能源、社会、经济等领域引起了变革。随着可再生能源逐渐从“小众”走向“主流”，由关注具体的新能源领域，逐渐扩展至与能源变革相关的经济-社会结构政策制定者应从全局的视角建立各部门的联系，由制定各特定领域的政策转为更广泛的能源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