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多时的水电审批终于松动。

近日，国家能源局规划发展司一位负责人向《财经国家周刊》透露，《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即将上报国务院，其中水电被列为首位，《规划》显示，到2020年水电的总装机将达到3.8亿千瓦。

“要实现2020年水电总装机容量3.8亿千瓦的目标，未来五年水电新开工量至少需1亿千瓦。”8月23日，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总经理汪建平说。而“十一五”期间，全国水电实际开工量只有2000多万千瓦。

这意味着水电投资即将迎来转折的时刻。

在中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中，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要达到15%，而水电将占据非化石能源目标的9%~10%，据此推算，水电要从2008年的1.7亿千瓦猛增到3.3亿~3.8亿千瓦。按照这一增量，预计到2020年，我国投入运行的70万千瓦及以上额定容量的水电机组总计将超过100台。

和发展规划调整同步的是，一些命运多舛的水电站也先后获得了准生证。7月18日，已开工建设7年的华睿集团(后更名为“汉能控股集团”)金沙江金安桥水电站获批；而《财经国家周刊》近日从环保部获悉，去年曾被叫停的华能龙开口水电站和华电鲁地拉水电站环评报告已获通过，目前正积极运作以期通过国家发改委的核准。

这是国家对常规水电站建设一系列核准紧收政策后的首次松动。

这个转折颇具意味。2008~2009年，全国仅核准开工水电项目累计1000多万千瓦，其中没有一个大型水电项目，但在节能减排和《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的压力下，“十二五”期间的水电开发无疑要加快步伐。

艰难转向

“2020年3.8亿水电装机目标是减排承诺倒推出来的，是一个硬指标。因为如果此装机规模无法实现，国家承诺的15%非化石能源占比的目标也将面临完不成的压力。”国家能源局一位官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而这一压力也成为水电松绑的政策动因。

2009年4月26日，中国政府首次对外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减排40%到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今年年初国家能源局再次声明，实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15%左右的目标，常规水电装机应确保达到3.3亿~3.5亿千瓦。

在中国的电力能源结构中，火电和水电当仁不让地成为核心力量。无论从发电量来看，还是从电力装机容量来对比，“火水”二者相加占到总量近98%，处于绝对核心地位。而占到极少比例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风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在短期内无法改变电力格局的现实，则从一个侧面传达着电力保发展非火电、即水电的刚性声音。

对水电建设而言，移民和生态问题已经成为横亘在水电建设领域的两座大山，环保部更是因为环评问题叫停华能、华电等电力央企的水电在建项目。

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十一五”规划中列举的重点开工水电项目仅有1/3获批。

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一般来说，一个水电项目从评估到获批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整个评估过程必须严格，这是水电站建设中必须通过的考核。其中包括水生生物评估、环境影响评价、可行性报告、灾害风险评估等诸多专题。

对于发电企业来说，这一系列的评价都需要相对漫长的时间，并且直接影响水电站的工程进度，现实的例子是，金沙江水电站一个库区的鱼类影响实验就进行了4年多，最终得到的结论是水电站建设不会对该流域的鱼类造成重大影响；而环境影响评价(简称环评)同样需要长时间的观察和跟进。通常情况下，环评工作需要在整个工程进度中不断跟进全程监控，在大坝建成后的运行阶段，环评仍然需要保持跟进。在环评过程中，企业往往为了达到环评要求而大笔投入资金，无疑加大了建站成本。[NextPage]

除了环境成本外，移民安置是水电开发的又一大支出项目。范晓说，水库移民问题，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到现在都没能完全彻底的解决，遗留问题颇多。由于水电站大多建在河谷山区内，而这些河谷地区又是比较贫瘠的地区，移民外迁后丧失了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劳动力转移困难，这导致了移民很难重新构筑生活等社会问题。

作为水电站建设主体，移民问题成了这些企业必须面对的又一大成本。移民的固定赔偿收入和用以构建就业体系的产业基金，都是由电站业主方提供，这意味着这些支出都会进入水电建设最终的成本。既便如此，在加大赔偿的前提下，移民问题仍然敏感而颇具争议。

成本的加高导致的直接原因便是水电建设的滞后，加之近些年来国家在水电建设上收紧的政策，水电和火电建设严重失衡。

但随着《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的出台，停滞多年的水电建设审批终于迎来破冰的信号。

建设冲动

新一轮的“跑马圈水”正在各大电力巨头间形成共识。除了政策信号外，吸引各大电力集团角逐水电市场的根本动因在于水电低廉的成本和丰厚的利润。

据了解，虽然目前水电建设的固定成本比火电高约40%，但随着国家对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火电将首先失去政策优势，接踵而至的则是生存空间的不断缩小。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表示，照大的形势发展下去，火电用于脱硫、脱硝、除尘等方面的资金支出将越来越高，可能占到发电成本的三分之一以上，水电、火电的造价将逐渐接近。

另一方面，对于电力集团而言，国家未来考核其可再生能源的指标将是发电量，而非装机容量，和其它可再生能源相比，水电的利用小时数较高，成为各电力集团调结构的首选。

电力巨头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中国水电框架的划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夏冰告诉记者，按照中国江河水流分布来看，黄河上游北干流、金沙江、澜沧江上中游、大渡河、珠江水系干流等这些主要水域的资源开发，电力央企几乎都已介入，即便现在没有开工，项目规划也早已出来了。

局部的中小水电资源也成为抢手货。2009年，中央4万亿刺激经济的方案刚一出台，电力巨头们就纷纷洽购各地的中小水电，在四川阿坝，一个5万千瓦的小水电竟然引来多家央企竞购，而在此前，各大电力集团新建水电站的发电装机容量至少要在10万千瓦以上。

不仅如此，电力巨头也一改往日只收购现成水电站的作风，对一些拥有开发权但尚未开发或者正在开发的中小水电也疯狂抢购。

“水资源是有限的，你不抢购，别人就会占有。”中电投新能源部门的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中电投的水电产业主要集中于黄河中上游，但在五大发电集团中，中电投的水电份额最少，公司高层一直积极寻求水电投资和扩张。

2010年4月，中电投已经获得山西方面的批复，准许其在黄河干流山西境内部分开展水电开发，而按照中电投方面的规划，禹门口、古贤、碛口水电开发已列入开发序列。

7月中旬，国电集团公司在召开《加快水电开发工作座谈会》时宣布，2010年集团水电装机将达到1000万千瓦，2015年水电装机2000万千瓦，2020年水电装机3000万千瓦。

7月22日，华电集团也与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加快水电的发展。

按照青海省发改委向国家发改委的申报，“十二五”期间，青海境内将新建水电站34座，总装机容量1420万千瓦，其中黄河干流14座，装机容量765.5万千瓦，长江通天河段11座，装机容量405万千瓦，长江金沙江段3座，装机84万千瓦，澜沧江6座165万千瓦。

因长江、黄河和澜沧江在青海境内海拔大都在3500米以上，此前上述水电站并不被电力巨头垂青，但从青海省发改委传来的消息显示，虽然上述项目尚未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但已经有多家央企在青海境内展开前期勘探工作。

设备制造商也在加速备战。不久前，中国目前最大的民营专业水电设备制造商浙富股份斥巨资引进近百套数控加工设备，旨在大幅提高生产能力，以备战即将到来水电建设高潮。

广发证券研究员谢军分析指出，浙富股份2010年上半年订单已经超过2009年全年。[NextPage]

困境犹存

在中国水电停滞与发展交替进行的同时，自上世纪50年代中国启动水电建设以来便存在的两种声音的交锋就从未停止。反对者与支持者各执己见，试图通过自己的观点来影响中国水电的发展方向。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力学研究所所长刘树坤对《财经国家周刊》说，水电建设领域最深刻、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始终是生态环境的问题。因为水电建设从根本上对河流水源有巨大的改变，这种影响不会立刻呈现，而是体现在若干年之后，“那个时候再寻求改变就为时已晚了。”

按照我国水电目前普遍采用的梯级建设模式，水电站需要在水势落差较大的地方建设，在低处建坝囤水后依靠水自然下泄的物理作用力来产生电能。这就意味着，水电站一般只能建在相对较高的地方。

“按照目前的梯级开发模式，即是全江全流域一级接一级的整体开发，这几乎就是疯狂之举。”范晓认为中国水电在局部流域已经过度开发。

在范晓看来，目前的水电开发更像是上世纪50至90年代追求经济发展导致森林遭到大面积砍伐的翻版。他认为，长江生物基因库已经开始出现严重缺陷，生物多样性正在破损。

曾多次深入我国西南水电腹地调研的刘树坤粗略计算，按照梯级开发，结合高坝和低坝方案相比较得出的水能资源蕴藏量，我国已开发的水能资源量大致为总量的20%~30%。

“这看上去很少，似乎我国水能资源还没有被大量开发。但问题却是几乎所有已经开发和正在开发的水电项目都集中在了较容易开发的区域，如大渡河、金沙江等。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如果河流水资源开发量超过40%，将会对河流生态系统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我们已经临近这个数值。”刘树坤说。

进入2008年之后，中国水电进入了停滞期，大中型水电项目的审批无一顺产。但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水电项目多数存在先建设后审批的现象，对于一些不大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在省里、甚至地方都可以进行，所谓的前期准备事实上已经全面开始。

而随着水电开发一系列问题被媒体曝光后，国家对水电发展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大型水电项目核准权也从地方回归到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

刚刚获得“准生证”的金安桥水电站即受累于此。这座命运多舛的水电项目早在2003年2月就通过了预可研报告，随后两年间，金安桥水电站完成了环保、水土、移民安置、地质灾害评估、可行性研究报告等一系列文件报批。

但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家发改委基本停批了所有大型水电工程，金安桥水电站也一直没有获得正式核准，直至今年7月。

一位国有发电集团工作人员对记者说，水电站建设压力越来越大，国家在水电方面有很大需求，但却动作缓慢。

在监管和发展之间，中国水电的步伐依然踌躇。

“我们应该发展第三种监督的力量来参与水电建设，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监督力量应该独立于企业和政府之外，它只对项目负责，只对正确的、合理的项目评估、可行性报告等专题负责，并给出具有说服力的结果。”刘树坤对记者指出：“这样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避免地方政府和企业在面对同样利益的时候成为利益共同体而做出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