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小水电站的人简直像疯了一样！"江津市水利农机局电气化科小水电站规划负责人感叹："根据我们目前统计的情况，小水电的发展速度之快，是超出预期的。"

笔者日前了解到，江津市目前已经建成的小水电站共62个，装机容量35745千瓦。已经在相关部门立项，经水利局审批的小水电站27处，扩建1处。至2010年，准备开发的水电站45个。据介绍，江津市目前探明可开发的水电资源为11.4万千瓦，已经审批待开发的有8万千瓦。

热钱来自民间

和江津市一样，渝北、长寿等重庆近郊区县小水电站建设也成为民间资本追逐的目标。一位投资者这样表示："可以批建的地方几乎都被人占完了。"就像江津市一位主管小水电审批的人士所说："在建和已建的小水电站中，有90%以上属于私人投资。水电资源利用率已经达到了八九成，以后要新审批小水电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容易。"

民间资本很快转战远郊，目光又锁定了水电资源最丰富的彭水等远郊区县。"目前彭水已开发的水电资源有15000千瓦。"彭水农机水电局蒋敏表示，彭水的水电资源开发潜力巨大，大量民间资本因此纷纷涌入。据介绍，目前彭水审批在建的水电项目有14个，资本来源于全国各地，"从重庆到江浙的投资者都有。"

实际上，小水电资源蕴藏丰富的整个西部地区都是民间资本活跃的地带。某小水电投资者在云、川分别拥有十几座水电站的股权，这次又不辞辛苦到重庆，不想这里的火热程度也不亚于四川，他准备下月奔赴贵州地区考察。

小水电就像摇钱树

在几近疯狂的投资背后自然有小水电投资的巨大回报。由于小水电站建成后产权属于私人，加之发电机组很耐用，所以维护费用相当低。

一个投资者的投资理由相当简单："小水电站就好像一颗摇钱树，只要发电机组不停地转，钱就会不停地掉下来。"他以自己在去年与人合伙建成的永乐电站为例，"永乐电站装机1100千瓦，投资五六百万元。每月可以发电40万度左右，按电价0.2元计算，每年有96万元收益，除去工人工资，每年有90万元左右的收益，投入7年左右可以收回成本。"

据小水电业者透露，如果经营得力，一个小水电站年投资回报率可以达到15%。这种稳定的收益足以让热钱为之而兴奋，所以他们拼命地要栽种更多的"摇钱树"。

"二级市场"也疯狂

然而，热钱的真正兴趣恐怕并非只在漫长的7年内收回投资，15%的回报率还不足令其疯狂，炒卖产权---这个小水电的"二级市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位浙江投资者表示，购买建站指标，建成后转卖，是另一种非常可行的"淘金"方式。"这样的交易在近年来的小水电站的开发建设过程中曾经多次被上演，他们就像炒房号一样把指标转卖。"但这次，西部当地的投资者成为其中最重要的角色，因为江浙商人在当地没有可靠的人脉关系作后盾，搞到开发指标的机会不多。他们一般都只能从当地人手中购买建设权。随着可供开发的水电站会不断减少，一些建成的水电站也被卷入这场炒作中。

对于民间游资来说，无水可圈的状况必将成为现实，投资者想要介入水电开发，必定通过购买电站来实现，这使一些电站的收购价格开始攀高。位于彭水、渝北、长寿的十多位小水电站业主，都承认最近自己不止一次的遇到转手即赚数百万元的机会。这些业主全部是重庆本地人，他们普遍认为，江浙等外地资本进入小水电领域才刚刚开始。

资料显示，重庆2010年全市电能需求量为1000万千瓦，目前自有的发电能力400万千瓦。巨大的电力缺口让小水电投资者不必为市场担忧，在丰厚回报的吸引下，各路资本逐鹿小水电，其中也不乏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云、贵、川等水利资源丰富的地区。
 
　　免费午餐的政策性结束

自2004年，西南地区"四无"小水电现象已经屡见报端。迄今为止，仅重庆市已经查出的"四无"电站已经有100余个，清查工作还尚未结束。

为了规范小水电产业的发展，重庆市将要出台相关政策。大致的方案是停止对小水电站建设进行审批，准备采取公开招标的形式发展小型水电站，而招标所得收入将收入财政。一位在贵州投资小水电的业主表示，目前贵州省已经对在其境内投资开发小水电的投资者收取每千瓦上百元的开发费。

这些措施的出台意味着小水电站的建设免费午餐的结束。不过，贵州一位主管小水电开发的官员表示："为了维持开发者的热情，国家仍然保持小水电行业6%的增值率，即缴纳17%的增值税后当即返11%的税金。"

针对业内隐藏的危及行业发展的炒作行为，各地的水电部门都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以重庆为例，获得小水电站开发权的投资者想炒卖指标将被禁止。一位投资者表示，小水电开发指标之所以被炒到上百万元一个，其主要原因就是在审批制运作中，"攻关"成本极高。一位准备转手开发指标的投机者称，其手上的两个指标光"审批成本"就高达100多万元。

编后：小水电建设对解决农村用电有利，一直为国家政策鼓励，其中孕育的市场刺激了资本的欲望。逐利是资本的天性，我们不怀疑资本涌入小水电的正当性。但是，资本的冲动最后脱离了规范，从而发生了成本外溢，既破坏资源环境的整体规划，也为自己未来的命运埋下隐患。我们也不怀疑地方政府的诚意，然而，作为市场的监管者，政府管理部门却没有对资本的盲目性事前防范，加大了后期处理的成本，却是事实，反映出政府部门反应机制滞后、执政能力不强，这一点在对市场规律的把握上尤其明显地表现出来。如果这种"秋后算账型"的做法不改变，政府作为市场经济"守夜人"的角色将受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