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人们为赛维两年上市的神话瞠目结舌之时，一位离职会计一封邮件告到SEC(美国证监会)，说赛维的库存和账目不符，使得原本就对赛维奇迹般发展速度存疑的投资人出现恐慌性抛售。赛维的股价从巅峰时70多美元一路狂跌到20多美元。彭小峰的身价顷刻蒸发了一大半。虽然最后独立审计表明，赛维没有问题，但从此赛维给人的印象里留下的阴影至今还在媒体和业内人士口中流传。
对此，彭小峰的回应是：“我自己觉得，这算是对上市后的赛维一次体检吧，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很好。这样，我们以后对公司员工的管理和关注，会投入更多，风险控制也会更加注意。所以我觉得是个好事情。”
以光速追逐梦想
其实彭小峰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还不是他在短时间内说服这些行业精英跟他跑到新余这个赣西小城创业的本事，而是他制定的精确的时间表，和超强的执行能力。当记者向他确认“私募晚了一天，上市提前一个月”的时间表时，他腼腆地笑笑说：“是啊，差不多。”顿了顿，又补充道：“第三轮私募晚了一天，是因为他们到账晚了。”
对于2005年才成立的赛维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速度。要赶在海外市场还没有对中国光伏概念厌倦之前上市，只有上市融到一定量的资金，才能够有日后长远的发展。
从2006年7月起，赛维先后进行了三轮融资，其中大部分都用来买硅料。赛维的主要业务，正是将硅料切割成多晶硅片，然后将这些硅片出售给中下游的太阳能组件企业。而近两年由于上游硅料紧缺，其价格已经涨到近500美元/公斤。
彭小峰的想法是，“规模越大，成本肯定越低，同时做到最大才能够应对未来可能到来的经济周期的波动。”彻底解决原料成本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自己生产原料。2007年6月1日，赛维在纽交所上市，募集资金4.86亿美元。
两个月后，赛维就宣布上马了1.5万吨硅料厂项目。很多业内人士都会抱怨国内政府对太阳能产业补贴不够，没有国外政府支持的力度大。对此，赛维有自己的想法：先给国外客户提供原料，把规模做上去，价格降下来之后，国内市场自然就起来了。
对于目前昂贵的太阳能价格，彭小峰总喜欢用手机的例子打比方。“我第一个手机两万块，那个时候才几个人用。现在价格下来了，三百五百就可以买个手机，人人都用了。”他现在的想法就是尽快建好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硅料厂后，把硅料的价格降到20美元/公斤。“现在太阳能一度电是几块钱，大家当然用不起。等我们自己生产硅料，把成本控制在20美元一公斤，摊下来，一度电的价格只要5到8美分，国内市场就没问题了。专家普遍认为，国内市场10到15年一定兴起，但我们的计划是5到10年。”
现在的赛维，机器每天开足24小时，工人实行三班倒，赛维办公大楼旁边的研究大楼将在年底完工，几公里之外的世界第一个万吨级硅料厂也正在迅速拔地而起。而彭小峰的日常生活，除了拜访客户处理日常事务之外，每天晚上11点多下班之后，他都会到自己的工厂车间溜达一圈，走走看看。●
江阴浚鑫：老家电的新能源之路
文_王幼安“太阳能产业在中国一定有发展的前景，一旦启动，将势不可挡。”
江苏省江阴市申港工业园区，一家年轻的企业不时传来机器的轰鸣声，又一条新的生产线安装调试完毕了。中央宽阔的马路边成行地竖立着整齐的路灯，而路灯上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似乎正在提醒人们这家企业的身份 —— 靠太阳吃饭的新能源企业：江阴浚鑫科技有限公司。
“走自己的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才是最关键的。”这是浚鑫CEO盖力进的开场白。
相比尚德、赛维这些媒体焦点，历史不长的浚鑫尽量与公众视线保持着距离。然而，这位低调的老总却并不缺乏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作为原小天鹅家电的副总经理，25年家电行业经营的职业印迹，留给他的不仅仅是丰富的管理经验。
“家电行业相对来讲竞争比较激烈，已是‘明日黄花’。”他表示，“尽管投入付出巨大，但依旧经营惨淡。”而或许正是这样的无奈，促使他从传统家电转向了现在的新能源。
从传统到新兴
时间回到1995年，当时的盖力进正在美国的南加州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进行了系统的学习，一年半的学习让他“拓宽了视野，了解了整个国际市场的情况”，回国后，继续留在小天鹅的他逐渐开始负责生产管理与销售管理的工作。
2001年，无锡尚德刚刚成立时，江苏小天鹅集团是投资方之一。时任小天鹅集团副总的盖力进被派往尚德任董事。2002年，他参加了中欧国际商学院三年的课程，除了拿到硕士学位之外，更为国际化的思想观念促使他反思自己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面对传统国企有限的空间与相对保守的发展思路，他决定去“追求一个机会，实现自己所学的东西”。
正在此时，盖力进的一位相识多年，同样从事家电行业的老朋友也正在苦苦寻找新的突破口，他考察了医药、化学、垃圾等行业后，注意到了飞速发展的太阳能行业，这一方向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领导人的大力肯定，在这时，这位投资者找到了盖力进，两人一拍即合，决定进军新能源，选择光伏产业。
成功者的经验和资源让浚鑫无论是在引进设备还是开拓市场方面都少走了很多弯路：2004年12月份注册；2005年开始建厂房，买设备； 同年9月，设备运到公司；经过两个月的安装调试后开始试运行；2006年1月1日，浚鑫科技正式投产。
寻资金与觅人才
要在光伏这一高资金高技术投入的行业施展拳脚，现有的1亿元资金显然杯水车薪。在排除了高息贷款、可转换债和已有数百家企业排队上市的A股市场之后，他们把目光锁定在欧洲。
“一方面可以融资，另一方面，由于产品出口欧洲，可以借此提高品牌知名度”，同时“因为上市公司注册在香港，对英联邦的一套法律、会计制度较为熟悉，所以伦敦交易所是融资的最佳选择。”
事实证明这样的融资决策走对了：只有短短一年多时间的经营历史并没有影响投资者对浚鑫的青睐，欧洲投资者“不看你企业以前有多少营运积累，他关心的是以后，买的是未来”。
另外，清白的历史使得财务审查等一系列原该琐碎的上市准备变得异常轻松，“没有历史负担，没有历史纠葛，股权债务、法律调查都干干净净”，于是，两个月里，所有审查全部完成。
而对于新兴的光伏企业来说，除了资金之外，人才同样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国内很少有光伏产业的专门人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学招收了极少的学生在培养。”上海交通大学的崔容强教授向记者坦言。
在缺乏对口专业毕业生的情况下，浚鑫把目光转向了半导体行业。“太阳能行业其实可以说是半导体工业的分支。不同的只是前者走的是精细之路，而太阳能的技术要求相对宽松。”盖力进向记者解释道。
2006年，靠着从半导体行业引进的一批技术员，浚鑫的第一批太阳能电池片转换率就达到了15.5%，并迅速达到了16.5%，“这些都是革命性的工艺，突破的阻力非常大。”盖力进说，“要提高自己，技术方面肯定要做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借鉴。”
此外，浚鑫也借引进和自培不断增强研发实力。他们聘请了上海交大、河北工业大学等科研机构的教授、其他企业的总工程师作为自己的顾问，搭建学术研讨的平台，并由此转化成生产力。而这些人都不是浚鑫的正式员工。企业自身的技术力量却极为年轻，30多位本科毕业生占到了50%，平均年龄在二十六七岁，主管技术的副总今年30岁，“才刚刚结婚”。他们“有冲劲，有求知的精神”，理论与经验的欠缺则依靠其他方面的技术顾问。同时，企业自身的研发队伍也在逐步建设。今年，浚鑫选送到上海交大进行太阳能硕士研究生培训的两位员工即将毕业。
关注市场，不做上游
就在浚鑫成立之年，作为太阳能电池原料的高纯度单晶硅价格开始一路飙升，50美元一公斤的太阳离子的硅原料，疯狂地涨到现在350美元甚至400美元。面对目前硅料瓶颈和95%的海外出口，不少下游企业开始试图构造自身完整的产业链，以应对“两头在外”的风险。相比其他企业的蠢蠢欲动，曾经历家电业的腥风血雨使得盖力进始终保持着难得的冷静与审慎。
“我觉得社会越进步分工应该是越来越细，一家企业去做整个的产业链，我觉得风险是挺大的。”
“在中国往往有一哄而上的现象。就比如平板电视好大家全部都做平板电视，结果出来那几天马上就降价了。所以我感觉昨天的家电行业就是未来的太阳能行业。轨迹是一样的，只是时代不一样。”
“因为以前是做家电的，对客户非常在乎，我倒是注重发展下游产业。”
为主动渗入产业链下端，目前浚鑫在欧洲成立了一家子公司，并且已经在欧洲成功完成了三个系统，盖力进透露，这让企业更好地打造、树立品牌；也进一步了解市场，以便企业决策，这种自己工程建立销售网络的模式大大减少了中间渠道。通过向上游预付款和主动进入下游市场，它正为不可知的种种未来铺路。
家电业的经历不仅带给盖力进发展企业的明确思路，更为重要的是，使他对于整个行业有了一个更为宏观的清晰的把握。
譬如面对眼下甚嚣尘上的光伏企业“泡沫论”，盖力进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些人可能没经历过其他行业的残酷竞争，觉得在感情上一下子冒出几个厂非常不可思议。但说实话，如果这种市场跟简单行业比，远远微不足道。”
在家电行业，“有的空调企业一开始做10万、20万台，一下子到1000万台、2000万台，增长是很快的。大家不妨到国美、苏宁、永乐这种大卖场去看看。你还没到门口呢，促销小姐就拉着你到柜台，介绍各种产品，有的不择手段，花样百出……”
正是由于对于光伏行业的这份信心，使得浚鑫虽然是行业的后起者却充满着活力。“太阳能行业在中国一定有发展的前景，而且一旦启动将势不可挡。”盖力进说。●
绿色能源是否真的“绿”？
文_王幼安
新能源的绿色环保概念让光伏产业迅速崛起，作为光伏原料的多晶硅顿时有价无市。一时间，不少中国企业闻声而起，涌入开发大军，期望在硅原料的疯狂争夺中实现麻雀变凤凰的神话。
然而“高污染”却给这些原本是“绿色”的企业抹上了黑色的一笔。4月初《华盛顿邮报》的一篇《太阳能公司把有毒物质留给中国》引起业界哗然。不仅令海外上市的中国光伏企业大受损失，也引发人们开始质疑中国光伏产业高举的“环保”大旗背后隐藏的实质。
洛阳中硅正是这场风暴的中心。作为一家被寄予厚望的高新技术企业，它被披露随意倾倒工业副产品四氯化硅，严重污染了当地村庄、农田、河流和空气。而当事者洛阳中硅则大表委屈，他们拿出销售合同，声称所排放的四氯化硅都经妥善处理，并且八成以上卖给了下游需要四氯化硅的工厂。在双方各执一词的同时，曾在中国科学院当过光伏技术研究员的石军道出一个尴尬的事实，“回收利用技术，当然是正在研究中，但目前这些技术尚未成熟。”
但即便在技术上可以达到回收，国内市场也无法吸收和消化如此迅速增多的四氯化硅，“能充分重复利用”只是理论上的可能。多晶硅权威专家，中科院院士王占国教授对国内大量上马的多晶硅项目所可能产生的环境污染感到担忧，认为现有技术并不能完全解决副产物的回收问题。
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同时指出，“废物循环的投资需要大量资金与时间成本，更不用提1800多华氏度的回收温度需要巨大的能量消耗，”而“不安装污染处理工艺，中国公司可节省数百万元的成本……”据此，西方媒体推测污染的祸根在于中国式发展的老问题：即保护环境被让位于利益追逐。
西方发出的“高消耗”、“高污染”的攻击抹去了中国光伏大国的荣光，上海交大的崔容强教授则反驳道：“光伏污染引起重视是好事，但国际社会不应仅仅打击中国的光伏产业，如果是出于环保担忧，就该深入一线帮助中国企业解决问题并开放技术。”
目前，对四氯化硅处理的核心技术依旧掌握在美、日、德等3个国家7个公司的10家工厂手中，但出于知识产权保护和多晶硅原料的战略性产业等原因，他们对中国封锁了这一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