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开发商的策略与挑战
目前，瑞典Tricorona碳资产管理公司（北京）的投资组合的重点是在水资源丰富的湖南和云南省内开发水利工程。同时，中国的钢铁和水泥业也为余热利用项目提供了发展机会。Tricorona公司在此领域最大的项目是河北邯郸钢铁，即对冶钢炉的余热利用。
欧睿龙表示，邯郸项目采用的策略运作良好。“我们通过一位咨询顾问发现了这个特殊项目，” 欧解释说，“他们对该项目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和开发工作。”去年是公司的投资组合发展最为迅速的一年，他对公司的业绩表示肯定，并对咨询顾问在早期对公司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欧补充道，“不同碳买家的业务模式是各不相同的。”
他说道，一方面，咨询顾问提供“规模经济”，但另一方面，某些顾问也给你带来很多问题。“他们称自己是顾问，但他们更象是经纪人。他们想要开发项目，但是他们不具备相应的条件。”然而，拜Tricorona内部技术团队力量所赐，这个问题并不严重。通过对咨询顾问的广泛利用，公司已经建立了早期的立足点，目前公司更侧重于直接与客户接触。“现在，我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增加了许多业务发展机会，”他说道，“我们会将公司的专门人员派往中国各地、物色潜在的项目业主。”
蒋劭清所在的复兴碳投资与北京一家有政府背景的组织—北京中咨国研投资咨询中心—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为项目业主提供的是一站式服务。”蒋说道。
高先生是北京中咨国研投资咨询中心的主任，他在国家发改委工作了多年，现在专门致力于开发CDM项目。他评论道：“CDM项目在中国有很好的市场，因为无论是自愿也好、政府命令也好，国内的部分企业必须投资于减排项目，而我们将为工厂业主提供新的更多的激励措施。这些激励措施同CDM项目的目的是一致的，旨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关于开发项目面临的挑战，高先生表示，部分项目业主更加关心他们能赚多少钱，而没有将足够的心思放在项目细节的管理上。“我们最大的风险是审批方面的风险。一旦我们在一个项目的开发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最终却未能通过DOE的审批，这不仅是人力物力的损失，而且还失去了许多机会成本。”
湖南CDM项目服务中心的张汉文董事长表示，目前最大的挑战来自联合国EB颁布的方法学。“有些方法学很难在国内付诸实施。另外，中国的某些政策和规定与联合国EB的规定存在着冲突。”张说道。
对张汉文来说，另一个令他头痛的问题是目前存在太多的不合格经纪人。他们不具备开发项目的能力，但是由于与某些项目业主有着一定的关系，就四处索要佣金。“从全球范围来看，碳市场吸引了许多投机商。这些中介人增加了我们的开发成本、降低了整个业务的报价，他们提供的服务既不完善也不稳定，破坏了整个行业的声誉。现在，工厂业主不知道该相信谁，因为中介公司太多了，有时甚至只是一个人对工厂主做出承诺，宣称他可以为工厂完成整个项目的开发。我认为应当对这个市场中的某些行为进行深入监管，”他提醒道。
欧睿龙表示Tricorona公司虽然在某些流程中已经得心应手，但仍然存在着一些无法避免的问题。他承认，“对于我们这样规模的投资组合，并非一切都能尽如人意。”他还指出，Tricorona公司最大的竞争对手—全球最大的CER买家、英国的Ecosecurities公司，已于2007年11月宣布降低公司的投资组合估值，并指出联合国注册系统存在的瓶颈问题。“整个流程中存在许多瓶颈问题，”他说道，“我认为交易的大幅增长使得联合国不堪重负。”此外，由于缺少联合国特派CDM项目验证机构，即专门执行组织（DOE），使得大量项目积压、等待接受验证。包括欧盟在内的许多国际组织正在积极增加特派DOE的数量。
“老实说，目前最大的挑战是教育，” 欧说道。15个月前，当他第一次来到中国，人们对CDM的认识几乎是零。“我们多数时候在做的是一些非正式的CDM能力建设工作，比如，我们四处奔走并教育潜在的项目业主，告诉他们有关CDM的知识并帮助他们认识其中的潜力。”如今，有赖于全球的碳买家、联合国、欧盟及中国国家发改委的努力，中国对CDM的认知正在‘迅速’提高。”
欧指出，下一项挑战将是在中国西部寻找具体的项目，这些项目需要教育方面的配合。“我们对新疆地区很感兴趣，另外还有甘肃和青海的部分项目。”但是，对于西部是否适合CDM的问题，他显得很现实。他指出，“我认为在某个方面，CDM是与工业发展相关联的。”中国西部的电网和工业很少，市场潜力较小。
张汉文认为中国在工业项目能效改善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潜力。他说，“从总体上看，中国比工业发达国家的能效要低30%，这就提供了很大的潜力，尽管对于这些项目而言，联合国的方法学仍然是个不确定因素。”张汉文对自己公司的竞争力充满信心，“我们的发展非常稳定，而且我们是一家本地企业。如果你要充分了解并与这些CDM项目业主进行交流的话，你必须对本地情况相当熟悉。”
欧睿龙指出，在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方面，风力发电和水力发电举足轻重，但是他指出，未来的风力发电场和水力发电厂的数量势必越来越有限，而买家的数量将与日俱增。他指出，由于效率更高的太阳能面板和大型项目的问世，使得“太阳能的意义越来越大了。”但是，目前太阳能项目的规模仍然小得可怜。生物燃料项目的规模也同样很有限，并且也不构成中国CDM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欧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新技术的发展情况。“为新的可再生能源和更有效能源制订新的方法学，比如太阳能发电，将为我们创造新的减排市场。”除了中国市场自身的变化和发展之外，政治因素在这项环境产业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倪军是上海长江三角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CDM项目主任，这是一家总部设在上海的私人咨询公司，公司专门从事环境方面的业务。倪军表示，此项业务的最大挑战就是政治因素的不确定性。“整个CDM理念是一个政治概念。如果将来国际规则发生变化，整个行业就要重新洗牌。现在，中国在承担气候责任方面也是压力重重。但是，我认为，即便中国在未来对于减排配额负有责任，这对我们的业务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我认为在那个时候，国内业务将会活跃起来。”
世界银行的报告分析称，构成运作良好的碳市场的要素包括：竞争性的能源市场；通用的、可互换的度量单位；标准化的减排数据报告协议；以及资产的跨境可转让性。
“收拾局面”
利·菲茨格拉德（Leigh Fitzgerald）是英国瑞碳有限公司（Arreon Carbon UK）的资深专家。数月前，他在环境网站chinadialogue.net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该网站是一家非营利性的独立组织，总部分别设在伦敦和北京。
他在文中指出，“在灵活机制的中心是一个复杂的管规体系，籍此体系来确保项目质量。通过整个CDM流程并最终使得项目得到注册，这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方的大力支持，需要通过经认证的第三方标准机构的验证，以及联合国的最终核准。基准排放量，即没有CDM也会进行的排放量，必须是明确可度量的，而整个项目必须是能够被严格监督的。最后，由金融、投资、技术和通行做法相结合而成的壁垒必须足够强大，籍此来阻止未经CDM支持的项目实施。”
然而，这一整套的碳交易理念却受到了部分观察家的严厉批判。英国作家兼活动家乔治·蒙比奥特（George Monbiot）认为这些理念意味着“自己捅的篓子，却让别人去补。”另外有评论人士把这一机制比喻成在一个“没有什么规管性可言”的市场中“为你的良心颁发证书”。
世界银行的两位作者总结道，尽管他们发现市场机制具备实现目标所必需的雄厚实力和潜力，但是最好不要假定市场能够毫不费力地、神奇地减少气候变化。“要解决气候变化这个紧迫问题，需要我们全体的不懈努力。政策是一方面，但每一个人的实际行动也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