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人们应该看得足够清楚了，春节前一度刮起的"环保风暴"绝对不是孤立的突发事件，无论部分企业如何叫屈、怎么申辩，电力行业面临的环保政策、社会舆论等外部环境将日趋严峻，难以逆转。"环保风暴"绝对不是"宏观调控"的权宜之计，政府在环保方面的强力政策信号已表露无疑。
"环境履约体现大国形象，与公众生活质量也紧密相关。中国批准京都议定书，博得世界喝彩，美国不承担京都议定书责任，引来全球斥责，这是政治形象。"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夏青如是说。
《京都议定书》将推动中国能源结构的变革
国家环保总局1月27日公布了46家尚未启动脱硫项目的火电厂名单，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而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此前曾向外界表示，下一步整治的重点将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能耗、物耗高的行业。
潘岳此前表态说，"叫停一批项目可能损失几十个亿。但如果这种势头持续下去，火电厂燃煤排放的温室气体一旦超出人均4吨，我们国际履约的费用每年就要达到500亿；而且根据世界银行计算，2020年之后，我们仅为燃煤造成的疾病就将支付3900亿美元的费用，占GDP的13%。"
在对传统产业的发展进行成本考验的同时，《京都议定书》还为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的前景正被普遍看好，2002年德国已经安装了近1.3万个风力发电机组，这不仅为德国实现《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也增强了德国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而美国也制定了类似的"百万屋顶计划"。专家建议，我国具有丰富的风能等可再生资源，而且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术积累，因此应在我国中长期战略在技术、政策上应有所部署。
发展新能源产业不仅在经济上具有明显的利益，而且站在长远的高度，还有利于消除我国能源安全的隐患，减轻我国在环境外交上的压力。
张梓太教授分析，面对能源紧张的现状，最近一段时期我国会一直致力于能源工业的发展，但是由于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国内能源工业还停留在粗放式生产阶段，于是在生产过程中会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如果现在不加以控制的话，那么在将来受到具体减排指标约束时，这些行业会受到较大冲击，并且不得不花费大量资金向俄罗斯等排放量较小的国家购买排放权。
为了给缔约国提供回旋余地，《京都议定书》提出了联合履行、排放权交易等方式，如果一国的排放量低于条约规定的标准，则其剩余的额度可以直接出售给完不成规定义务的国家，以冲抵后者的减排义务。
作为国内长期从事环境和资源法学研究的学者，张梓太呼吁政府和企业在有限的缓冲期内，针对《京都议定书》及其后续行动方案作出积极应对，一方面在立法和执法方面制定出相应的措施，另一方面在能源产业发展方面找出新的思路，"环保风暴"表明，面临严峻的资源形势，中国已无法再走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电力、钢铁企业面临结构调整和技术更新压力
昨日（2月17日），国内钢铁、电力、煤炭和石油等行业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签订的《京都议定书》于2月16日正式生效，并成为国际法，中国工业企业将很快受到环保方面的相关压力，并将面临发展结构的调整，同时中国能源结构的变革将得到进一步推进。
一家电力集团高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京都议定书》生效，电力企业受到的压力必然首当其冲。他说，目前我国电力仍然以火电为主，火电厂脱硫设施落后，而且基本没有脱碳设施，气体排放比较严重。该人士说，估计国家很快将制定出新的限制排放量的标准，火电厂的数目也将受到进一步限制。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专务理事黄金干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钢铁企业等工业部门肯定要受到相关压力，并将承担更多约束条件，其中那些工艺技术落后、装备不高尤其处在大城市的钢铁企业将承担更大压力，将不得不尽快进行结构调整和技术更新。
黄金干认为，尽管中国钢铁出口比重目前较小，但发展趋势较猛，而且中国很多工业产品出口量比较大，《京都议定书》的内容难免形成绿色壁垒。但这种壁垒是相互的，中国如果坚定地走低资源耗用、低污染排放的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并逐步转变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企业面临的压力肯定会得到缓解。黄金干表示，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也将引导企业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企业都能像宝钢以及鞍钢等大型钢铁企业一样做好环保改造。
宝钢集团宣传处负责人则对记者表示，宝钢自1998年全面推行ISO14001环境管理标准体系，建设"绿色宝钢"。目前，宝钢污染物综合排放合格率达99.87%，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98.13%，岗位粉尘合格率达100%.《京都议定书》生效尽管给钢铁企业带来了压力，但也会促进钢铁企业不断优化产品结构。